中國古代賦役制度中國歷代王朝為鞏固國家政權而向人民征課財物、調用勞動力的制度。

　　賦，原指軍事上車馬軍需的征調，后指對土地的課稅，即田賦，有時還包括人頭稅和資產(chǎn)稅。

　　役，亦稱徭役，即在統(tǒng)治者強迫下，平民從事的無償勞動，包括力役、雜役和軍役。

　　古代役重于賦，封建賦役的實質在于鞏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

　　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點之一是通過土地自由買賣以進行兼并，在田賦征收上，長期以來是大戶的稅負遠輕于小戶的稅負，甚至大戶的稅負轉加于小戶身上，這就助長了大土地所有制的發(fā)展。

　　役政方面，特權階級不僅自己不服徭役，并可蔭庇眾多投靠之戶，這正是歷代戶口逃亡的一大漏洞，逃亡戶的增多，未逃亡戶更受賦役的重壓，其結果是相率逃散，鋌而走險。

　　從中唐以至明代的戶資列等問題，體現(xiàn)著特權階層以下各等級民戶在賦役負擔上的相爭相持，其結果只能是上戶偏輕，下戶偏重，攤丁入地以后的大小戶矛盾仍集中于畝稅的征課。

　　先秦時期，百姓服役極重，《詩經(jīng)》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春秋》中有許多關于役民筑城的記載，特別是各國互相攻伐，軍役更為頻繁。

　　《周禮·大司徒》篇中規(guī)定各級地方官有召民應役的職責，為此應經(jīng)常保持戶口及馬牛車輛等的實況登記，征調時貴者、賢能者及服公事者均免役。

　　春秋時期，土地私有制逐漸形成，國家對土地的粟米之征為“什一”。

　　春秋前期，管仲曾建議齊國試行“相地而衰征”，春秋后期，魯宣公十五年實行“初稅畝”即按平均產(chǎn)量規(guī)定一畝的稅率，以后成為以收益為基礎的田賦稅制。

　　秦統(tǒng)一中國后，徭役極為苛重，激發(fā)了以陳勝、吳廣為首的農(nóng)民起義。

　　漢初采行與民休息政策，田租的征課，由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但徭役仍沿秦制。

　　男丁每年在郡縣服役一月之外，尚有正卒和戍卒的服役，不服役的納錢代役，稱為更賦。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zhàn)爭連綿，田租、戶調甚為混亂，兵役雜役尤極苛重。

　　隋唐前期，采用北魏至隋代已試行的均田制，在每丁受田百畝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法。

　　租和調為三國以來田租、戶調的演進，庸則為役的絹、布交納。

　　同時，實行府兵制，減除了征調兵役的威脅。

　　但均田制亦如西晉占田制，規(guī)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業(yè)田比平民的永業(yè)田多至十倍數(shù)十倍，加以豪強兼并，后來農(nóng)民得不到授田，均田制名存實亡，從而租庸調法也不能繼續(xù)下去。

　　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改行兩稅法，兩稅為地稅按畝征糧，戶稅按每戶財產(chǎn)征錢，各于夏秋兩季征收，較能適應納稅能力。

　　但以后地方政府因軍政支出浩繁，對兩稅增添課額，加上各項徭役的派征，人民負擔日重，民戶大量逃亡，加速了唐王朝的崩潰。

　　到了宋元時期，或許因為田地落入大戶之手，他們對田賦有緊有寬，但賦役更為復雜，特別是元朝時各種雜役苛派，看似田賦減少，但元代的賦役負擔較宋代更重。

　　到現(xiàn)在明代，賦役制度有所改進。

　　賦的方面，在土地丈量基礎上，建立了黃冊和魚鱗冊相配合的戶籍地籍制，兩稅夏麥秋糧，帶征絲、棉織品，由糧長負責催征稅糧，減少胥吏的作弊。

　　后來糧長權勢漸大，明王朝采取了限制任期或一糧區(qū)內(nèi)數(shù)人輪充糧長的辦法。

　　役的方面，里甲、均徭、雜泛三類差役原系按戶資人丁情況分戶等以區(qū)別承役的先后重輕，而編審戶等積弊難除，戶類上下倒置，里甲、解戶、庫子等役每因失職獲罪以致破家，于是投靠大戶以避苛役之風日益廣泛。

　　縱觀歷史，其實古代田稅都不算高，先秦時期十稅一已經(jīng)是極限，之后二十稅一，十五稅一和三十稅一，已經(jīng)將賦稅降到最低。

　　但王朝輪替依舊，根本原因還是役的攤派不均導致。

　　往往到王朝末期，各項徭役的派征讓百姓負擔日重，當最終無力回天時不得不鋌而走險。

　　按照張居正最初的設想，他并沒有把丁稅并入一條鞭法的想法，只是把原來的里甲、均徭、雜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把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改為據(jù)丁數(shù)和田糧數(shù)攤派。

　　魏廣德因為知道雍正時期“攤丁入畝”的政策，實際上這道政令也是善政，至少對于無產(chǎn)百姓來說，是真正可以緩解生活壓力的辦法。

　　魏廣德不想失去那上千萬石糧稅，于是才把役拉進來，強征這上千萬石糧稅充役。

　　說到底，就是要把徭役從按照丁口征派改成地主承擔，從田地里出。

　　“再不復因徭役而破家之禍，魏閣老說得好，可這天下從古至今，就沒你這么做的。”

　　張四維馬上反駁道，他聽懂了魏廣德的建議，這對于地主來說當然不是好事兒。

　　這等于是讓地主在承擔朝廷的賦稅之外，還要承擔起徭役的納銀。

　　以前佃戶出役，和地主是沒關系的。

　　你種不了地，那就換其他佃戶種就是了。

　　可現(xiàn)在不同，魏廣德要把役折銀攤進田地了，這怎么行。

　　“魏閣老，之前丁銀是以六千萬人口男丁進行攤派，可現(xiàn)在顯示人口過九千萬，丁銀也會大增六七成，以后人口或許過萬萬，如何能編入一條鞭法？

　　難道以后每年都要根據(jù)丁口重新編制一條鞭法？”

　　申時行也皺眉說道。

　　之前張居正不考慮丁稅并入一條鞭法，主要就是因為人口的不確定性，所以只編入依附田畝的徭役。

　　但之后魏廣德向他提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建議，也就是變相鎖定丁稅總額。

　　這個，其實當初朱元璋也做過，那就是恒定2950萬石糧稅，到現(xiàn)在大明朝廷每年收取的糧稅也就是在這個數(shù)字上下波動。

　　一般情況下，都是少上幾十萬石，但也無傷大雅。

　　其實從先秦時期到現(xiàn)在大明，不得不說的一個趨勢就是，役在賦役中的比重其實一直在減少，秦漢時期可以被認為是“役”最重的時期。

　　而之后的大部分王朝，除了王朝末期，役往往都不算重。

　　當初他只是和張居正說過此事，現(xiàn)在張四維和申時行問出口，魏廣德看了眼張居正，見他微微點頭，于是就把之前向張居正說的話又說了一遍。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申時行反應比較大，他畢竟家族算不得豪門大族，雖然是商賈，但在福建并不算大商人，只是個能勉強溫飽的小商人，對于丁稅自然有印象。

　　這筆丁稅在家族中也是一個不小的壓力，特別是他還是在舅家生活，而他做為男丁就是一份丁稅。

　　申時行是個敏感的人，早年間自然能從族人中言談看出他們對此的不滿。

　　也就是在他在科舉之道上顯示出不凡后，這樣的意見才消失了。

　　畢竟當他中了秀才后，就已經(jīng)可以免除這部分壓力，成為舉人后更是可以為家族免役。

　　“若如此，汝默無異議。”

　　顯然，魏廣德把丁稅攤入田地為貧者減負的做法，已經(jīng)得到了申時行的認可和支持。

　　實際上，張居正當初從魏廣德口中得知這個想法時，和申時行的態(tài)度一致。

　　別忘記了，張居正家族也不是豪門世家，僅僅只是個比魏廣德出身稍微好一點點的，甚至可能還不如魏家的軍戶分支。

　　當然，軍戶不承擔徭役，但是架不住他身邊的人有啊，多聽多看知道的也就多了，更別說在翰林院散館后，他還曾經(jīng)以養(yǎng)病為理由回家，四處游歷湖廣，見識多了不少。

　　張居正自然是看出來所謂的苛政猛于虎說的其實就是“役”，也是摧毀一個王朝的根本。

　　此時當然沒有人提出，造反成功的往往都是體制內(nèi)人的說法，因為大明太祖就不是這樣的出身。

　　但往前數(shù)個朝代，造反成功的，大多確實都不是貧民。

　　畢竟要推翻一個王朝，光是窮苦百姓是不行的，需要有學識之人指揮，創(chuàng)建一個王朝也不是泥腿子就能做好的，需要有讀書人提供幫助。

　　但激反百姓，確實有能力推翻王朝卻是真的。

　　他們雖然不能創(chuàng)建新的王朝，但確實可以推翻舊的，腐朽的王朝。

　　而此刻首輔值房里，最猶豫的就是張四維。

　　他家本是商賈，可自從他科舉有成后，為了避免被人說成商賈出身，家族大力在各地購置田地，把自己包裝成地主，對外都是如此說，甚至家族也做好以后詩書傳家的打算。

　　可以說，現(xiàn)在內(nèi)閣四人里，他張家絕對是第一大戶。

　　就算是魏廣德，別看他在商業(yè)上取得不俗成績，可還真比不過經(jīng)商數(shù)代，還是大鹽商的張家。

　　十來年時間，魏家又能積累多少財富。

　　這就是外界對魏廣德的看法，有錢，但缺乏底蘊。

　　而且，魏廣德并沒有一味的兼并田地，而是把大筆銀錢投入上商行里，除了海貿(mào)就是北方的毛紡織業(yè)。

　　魏廣德一直避免進入絲綢布帛、瓷器等行業(yè)，因為其中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實力。

　　他若是介入，下面的人難免會以勢壓人，形成官僚資本壓榨自有資本的情況，所以他選擇大明沒有的產(chǎn)業(yè)介入。

　　至于重點投入的海貿(mào)，那是朝廷以前不允許的，如果說以前的舊勢力，那也是走私商人的實力，是倭寇。

　　搶了也就搶了，他并沒有負罪感。

　　張四維遲遲不答話，魏廣德不好催問，看了眼張居正，見他終于張嘴說道：‘子維，你對善貸的建議，如何看？’

　　張居正發(fā)問，就比魏廣德問出來好，容易給人一種逼問的感覺。

　　“這.....”

　　張四維張張嘴，但終于還是沒有說出來。

　　魏廣德的建議，對于天下百姓肯定是極好的，一旦實施，就等于他們以后不用再承擔每年的丁稅。

　　只是，這丁稅卻攤進田地里，由田地產(chǎn)出繳納，等于是從地主手里摳走一份利益。

　　和后世不理解不同，實際上這個時期賦稅是地主收取地租，然后地租中拿出一部分上繳賦稅。

　　這也是為什么士紳大族要隱瞞田地產(chǎn)出的原因，如果按照普通人理解，那應該是官府直接向佃戶收取賦稅，和地主是沒有關系的，那又何必要隱瞞田地。

　　反正不是從他手里出，而是收取佃戶的糧食。

　　官府向佃戶收取的，其實只是丁稅和攤派的雜稅。

　　至于朝廷攤丁入畝后，地主是不是可以提高地租的方式把增加的賦稅轉嫁到佃戶頭上，那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時期地主和佃戶之間簽訂的契約明確了地主所得是包含賦稅的，余糧就是佃戶所得。

　　根據(jù)這份契約，明朝時期還形成了后世較為常見的土地形態(tài)，這就是“一地二主”這種形式。

　　地主就是擁有田地的“田底”，可以理解為后世的“土地所有權”，而佃戶則擁有田地的“田面”，也就是田地的“使用權”。

　　后世只看到明清時期士紳大族和宗室勛貴大肆侵占、兼并田地，但他們實際上更多的是獲得“田底”，成為地主，而擁有這塊土地的百姓則根據(jù)契約獲得“田面”。

　　這其中，實際上是農(nóng)民為了躲避苛捐雜稅和無休止攤派主動采取的辦法，許多農(nóng)民將自家耕地賣給地主或權貴，換取更大面積的“田面”賴以為生。

　　而這種契約一旦簽訂，也是不能隨便打破的，幾乎可以被認為是“永久有效”。

　　所以，明清時期土地兼并嚴重，但百姓依舊可以賴以為生，就是依靠這張契約，而不是影視劇里地主可以隨意加減佃戶地租。

　　如果有，那也只能是民國時期的情況，絕對不屬于明清時期。

　　毫無疑問，若真按照魏廣德的法子，把各地田地的田賦固定，那地主可就要背上沉重負擔，不再是百姓背負，而是地主承擔。

　　“子維家別忘記自家發(fā)家的根本，其實有什么不好說的，我就從不認為商賈乃賤業(yè)。

　　國無農(nóng)不穩(wěn)，無商不富。”

　　魏廣德開口說道。

　　好吧，這句話以后就是他魏閣老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