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邦奇和曾光混熟了，他是讀書人，比神棍們有見識，知道在窮鄉(xiāng)僻壤里鬧騰不出什么大動靜。
于是，一次閑談中，他就跟曾光等人商量想要成事，最便當?shù)霓k法，就是聯(lián)合湘西當?shù)赝了荆运麄兪掷锏谋ψ霰惧X，然后北上洞庭，沿長江東進，奪取南京，以此震動天下。
如此，其他地方教徒也可以順勢起事，從而達到推翻朝廷的目的。
說干就干！
賈邦奇為了體現(xiàn)自己是“君權(quán)神授”，寫了一本叫《大乾啟運錄》的宣傳手冊，又造了一顆“太乾太極皇帝之寶”的印章。
然后讓兩名心腹帶著自己親筆書信和《大乾啟運錄》到湘西土司彭永年那里游說，讓彭永年加入他們的團伙。
面對兩個農(nóng)民的空口白話，彭永年就是再傻也知道如何抉擇。
起兵跟你們混？
單挑大明？
吃錯藥了吧？
他立刻就把來人抓了起來，接著給貴州巡撫何起鳴和湖廣巡撫王之垣發(fā)文，讓這兩位朝廷命官一起出手抓人。
畢竟平時這種順手就能撈著的功勞不多，見者有份，而且事后也靠著他們二位向朝廷報功。
于是很快，造反團伙首腦除了曾光之外全部被抓獲。
現(xiàn)在，擺在王之垣面前的就是這份案卷，里面在逃人員曾光的信息。
實際上，曾光案在大明影響甚大，賈邦奇和其所寫《大乾啟運錄》被視為妖書。
生員賈邦奇、妖道金云峰、曾光的案子報到京城，不僅在于引起朝野的關(guān)注，是驚天大案，更是被張居正利用，成為整頓清議的理由。
是年，一些文人在著書立說、聚徒講學的時候熱心抨擊朝政，稱為清議。
對此，朝廷一直十分惱火，視為妖言惑眾，無關(guān)乎當權(quán)者是高拱亦或者張居正。
而擺在王之垣面前的卷宗，清晰記錄著在逃案犯曾光就是個妖道。
“妖道，妖道.....”
王之垣一番思索，很快就想到了破局辦法。
這曾光以道士身份在湖廣、貴州等地活動，交友甚多，而何心隱早年也曾拜入道門。
有無證據(jù)無所謂，捏造幾份供詞，就說何心隱和曾光有過接觸，那他就可以以此派人抓捕進行審問。
如此抓人，完美避開敏感的禁講學新政。
于是乎，王之垣馬上行動，緊鑼密鼓完備了口供，當即下文抓人。
把何心隱和謀反欽案聯(lián)系上，這影響可不小。
就在湖廣官差趕往孝感一旦抓捕何心隱的時候，已經(jīng)接到京城風聲的何心隱并沒有坐以待斃，而是果斷躲回江西老家。
不管是何心隱還是魏廣德他們看來，只要回老家，有鄉(xiāng)鄰照應著，就算湖廣方面手段通天，也奈何不得。
畢竟，江西這邊未必就賣你湖廣官員的面子。
只不過魏廣德、譚綸等人沒想到的是，王之垣把何心隱和曾光案聯(lián)系在一起。
涉及謀反的案子，江西官員就算不想管也不能。
于是乎，就算選擇躲藏，但是湖廣給江西發(fā)文抓人。
湖廣方面給出的理由就是，經(jīng)過秘密走訪調(diào)查，何心隱和他的同鄉(xiāng)羅巽，兩人都曾經(jīng)出家當?shù)朗浚侄枷矚g學習天文遁甲這些朝廷明令禁止的“妖術(shù)”，和妖道曾光似有聯(lián)系，需緝拿歸案審問。
對此，江西方面也不敢敷衍了事，只能將湖廣行文移交吉安府抓人。
于是，何心隱在江西被拿下，并被解往湖廣武昌。
應該說王之垣手段真的高明，知道還需要奪回江西很難抓人，于是用欽案為理由讓江西不得不動手拿人。
魏廣德知道消息，已經(jīng)是一個月后，臨近年關(guān)之時。
不過這個時候魏廣德就是想再和張居正商量，嘗試把人撈出來也是晚了，因為人已經(jīng)死在牢中。
湖廣給刑部上報，何心隱死于疾病，他從江西被押送湖廣上得了病，沒有挺過來，就死在牢里。
不過，更多人相信何心隱是被時任湖廣巡撫王之垣命人杖斃于獄中，甚至還傳出所謂何心隱臨終的話：“君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某也。”
其實這話，最早是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中所載，杜撰成分很大。
畢竟，就算是王之垣也是不能夠正大光明處死一個有功名在身的士子，何況還是江西鄉(xiāng)試解元。
于是，消息終于還是傳到京城。
“首輔大人，湖廣之事，有些過了。”
內(nèi)閣首輔值房，魏廣德拿著收到的消息怒氣沖沖找到張居正。
“善貸，何事如此憤怒。”
魏廣德直接闖進值房，根本沒理會門外的書吏攔阻。
他直接往里闖，那書吏安敢強行攔下他。
張居正從書案后出來，擺手讓書吏出去，這才笑著對魏廣德問道：‘到底何事，鬧半天我還不知道我什么事兒做的過了。’
“何心隱的事兒，他被人杖斃于獄中，王之垣該當何罪？”
若是經(jīng)過官府審問治罪，魏廣德也就不爭什么了，就算欲加之罪也是如此。
不過不經(jīng)審理直接在獄中被弄死，就有些過界了。
這是很恐怖的事兒，那就意味著官府可以肆意草菅人命。
在封建社會，人命關(guān)天的時代，也是不能接受的。
“他不是死于惡疾嗎？”
張居正遲疑著問道。
“呵呵，何心隱弟子從湖廣傳來消息，說是人被杖斃于獄中。”
魏廣德很不客氣說道。
“可有人證物證？”
張居正淡淡開口問道。
一開始魏廣德闖進來，張居正還以為是出了什么大事兒，知道是何心隱，自然也不擔心了，情緒很快恢復。
被張居正這么一問，魏廣德當即啞口。
“我記得之前看過湖廣送來文書，那何心隱是因病死于獄中，若是被人杖死，則應有人證物證才可治罪湖廣。”
張居正冷漠看向魏廣德，說道。
“首輔大人，受教了。”
魏廣德知道這時候占不到理，只好拱手說了句。
不過，他是打算回去，讓人去追查何心隱死因。
若真是杖斃，不愁找不到人證物證，到時候就拿王之垣開刀。
“善貸，我知你心思，可何心隱死都死了，何必為他氣憤。
其實，他死了更好，免得再生枝節(jié)。”
張居正繼續(xù)開口說道，“其實你和他并無瓜葛，怕是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何人。
而我認識他，還曾在其講學時和他論道，深知其為人。
何心隱若是不死，即便是充軍，我依舊會讓人盯著他一舉一動，稍有不對立即抓捕。”
聞言，魏廣德心里吃了一驚。
要知道，何心隱沒有要入仕途的意思，就算他得罪張居正再狠，也不至于如此相惡才是。
“你稍等，我給你看個東西。”
張居正對魏廣德說了句，轉(zhuǎn)身回到里屋，從書架上一陣翻找，很快拿出一本冊子，從其中抽出幾張紙，這才折返回來，將手中紙箋交到魏廣德手中。
魏廣德接過來一看，是何心隱生平的詳細記錄。
何心隱本名梁汝元，嘉靖二十五年江西鄉(xiāng)試解元，后跟隨顏山農(nóng)學習。
而之后的記述，就是何心隱在嘉靖三十二年回家鄉(xiāng)辦聚和堂，而其中聚合堂一段記述讓魏廣德大吃一驚。
其中記錄何心隱潛心研究泰州學派創(chuàng)始人王艮的學問八年，隨后回到家鄉(xiāng)，創(chuàng)建了具有烏托邦色彩的聚和堂。
這個聚和堂并非簡單的社學，而是一個類似后世集體農(nóng)莊的組織。
在這里，無論出身、性別、地域，所有成員一視同仁，平等相待，他們共同勞動，生產(chǎn)成果歸集體所有，按照需要分配。
這種模式有點像世紀之交的人民公社，充滿理想主義的色彩。
這，或許就是何心隱跟著顏均學習八年的成果，渴望找到真正改善社會的方法。
多年以后，東林書院的領袖之一鄒元標曾稱贊聚和堂為“彬彬然禮教信義之風，不過聚和堂在當?shù)貛砹孙@著的社會風尚轉(zhuǎn)變倒是真的。
只不過到了嘉靖三十八年，，朝廷增加稅賦“黃木銀兩”。
何心隱領導聚和堂反對加稅，結(jié)果觸怒了地方官僚，被冠以“聚集刁民鬧事”罪名，被流放至偏遠貴州，聚和堂被強制解散。
看到這里，魏廣德隱隱有了猜測，知道張居正為什么要對付何心隱，甚至可謂不擇手段也要弄死他。
或許，一開始何心隱只是想利用自身的條件，嘗試建立一種新的社會體系，創(chuàng)建一個理想的社會模型，一種超越現(xiàn)存制度束縛的烏托邦。
但是，聚和堂的理想與現(xiàn)實發(fā)生了激烈碰撞后讓他幡然悔悟。
在他流放貴州時，幸虧好友時任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師爺程學顏出手相助，說動胡宗憲行文貴州以參贊軍務的名義要人，才免除了刑罰，何心隱也因此去了浙江投入胡宗憲門下為其幕僚。
他進了胡宗憲的幕府任職，可胡宗憲和他聊過后，直接評價“這人沒啥用“，認為他對國家百姓毫無價值。
遭到冷落后，何心隱十分郁悶。
于是，何心隱又離開了浙江去了京城游學。
其實，此時魏廣德也在京城，只不過他一個落魄士人，而魏廣德此時卻是朝堂新貴，自然不可能混在一起。
當時正值嚴嵩當權(quán)，何心隱對嚴嵩的專權(quán)也是深惡痛絕，于是他結(jié)交了嘉靖皇帝信任的道士藍道行。
可以說，藍道行愿意幫忙讓嘉靖皇帝惡了嚴家，這何心隱也是有功勞的。
甚至有說法，徐階推薦藍道行給嘉靖皇帝，而藍道行面對嘉靖帝很多話術(shù)都是何心隱所教。
而在藍道行入獄后，何心隱就開始四處躲藏，逃避嚴家追捕。
在此過程中，他化名何心隱，此后一直都以此名行走，都是讓人都忘記他本名梁汝元。
在嚴家倒臺后，何心隱繼續(xù)四處講學，聚集不少信徒。
記錄到最后，就是何心隱在湖廣辦求仁會館和講學，其中在講學時公開放炮說“首相蔑倫擅權(quán)”，要求朝廷全面開放民間講學，否則他就要入京驅(qū)逐張居正，以謝天下。
看到這里，魏廣德總算明白張居正要除掉他的原因了。
別人講學是嘴炮，褒貶時政就算了，他居然說要入京城對線張居正。
雖然何心隱還沒有行動，但是有了這個心思，就讓張居正寢食難安。
其實，魏廣德很能理解張居正的困境。
不管如何，只要何心隱扯大旗上京城，張居正就已經(jīng)算是輸了，扼殺萌芽就是最好的辦法。
正如張居正所說，何心隱死都死了，爭也是無用。
不過，他倒是對何心隱早年搞出來的聚合堂很感興趣，感覺頗有些烏托邦的意思。
烏托邦，中文理解可以為“烏”是沒有，“托”是寄托，“邦”是國家，“烏托邦”三個字合起來的意思即為“空想的國家”。
空想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托馬斯·莫爾在他的著作《烏托邦》中虛構(gòu)了一個航海家——拉斐爾·希斯拉德航行到一個奇鄉(xiāng)異國“烏托邦”的旅行見聞。
在那里，財產(chǎn)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實行著按需分配的原則，大家穿統(tǒng)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廳就餐，官吏由公眾選舉產(chǎn)生。
他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必須消滅它。
這種思想是流行于十九世紀初期的西歐，著名代表人物為托馬斯·莫爾、康帕內(nèi)拉、羅伯特·歐文、克勞德·昂利·圣西門和夏爾·傅立葉，主張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以及沒有資本主義弊端的理想社會。
而何心隱建立的聚合堂，倒是滿足這些條件。
這聚合堂由族人集資建立，設有學堂、醫(yī)館和手工作坊。
在這里，大家共同耕種土地，所有收入歸集體所有。
這些錢款首先用于繳納國家賦稅，余下部分則由全體成員共享。
除滿足基本需求外，遇到婚喪嫁娶或生活困難的社員，都由公共資金提供幫助。
聚和堂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自治社區(qū)，基本實現(xiàn)了自給自足和按需分配。
只不過，當遇到地方官府正賦以外的加派時，何心隱就出格了，居然組織隊伍公然反抗。
在何心隱的思想里，當時社會上那套君君臣臣的三綱五常，何心隱基本已經(jīng)把它們丟進了垃圾堆，只剩下了朋友之義。
如果都不把禮教放在眼里了，那封建王朝立國的統(tǒng)治基礎就不復存在了。
所以，就算他是解元，也被當時官府下獄流放貴州。
“善貸，此人很危險，是個大麻煩。
就算他是在獄中被人杖死又如何？
人證物證，你能找到，王巡撫想來也能。”
張居正收回紙箋時，嘴里不咸不淡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