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邊。

　　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

　　上自勞軍。

　　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

　　大明京城文華殿上，魏廣德和萬歷小皇帝相向而坐，小皇帝面前翻開這書本，魏廣德正在按照張居正編撰的《帝鑒圖說》講今日的課程。

　　而現(xiàn)在正在說的這段，就是漢文帝勞軍細柳營。

　　張居正畢竟是軍籍，所以并不會入其他文官那樣，把軍事看做是粗鄙武夫才做的事兒，所以一些古達軍事典故也編入書中，用來教導萬歷小皇帝。

　　應該承認，萬歷三大征的勝利，和張居正對他的教育是分不開的，那就是一旦確認戰(zhàn)事不可避免，那就要竭盡全力去取得勝利，哪怕投入再大。

　　只要獲得勝利，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

　　成禮而去。”

　　魏廣德還在那里抑揚頓挫背誦著《史記》中的這一段，而朱翊鈞面前的書上，也正是摘錄的這部分。

　　講書，肯定要先把書完整的讀一遍，畢竟古代學習講究的是“識文”和“斷字”，沒有老師講，怎么斷學生還真不好判斷。

　　畢竟這年頭，大明還也沒有標點符號。

　　后世國人熟悉的標點符號，起源于西方，1919年，胡適等人提出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并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決議通過。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頒行新式標點符號，這標志著中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的誕生。

　　此后，新式標點符號逐漸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成為現(xiàn)代漢語書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因此就以為中國古代沒有標點符號，其實也是錯誤的，而且發(fā)展其實也絕對不晚，而且也不慢。

　　當然，這樣的發(fā)展進程在清朝后并沒有繼續(xù)進行下去，因為在清朝的中后期，國內就已經接觸到西方的標點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非常有用并引入，還對古籍詳加注釋。

　　而胡適等人的提議，不過是將其正式化，成為官方文書的一部分。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但在古代書面文字材料中是沒有標點符號的。

　　由于沒有標點符號，對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會出現(xiàn)相反的結果，由于語言表達的需要，就逐步的產生了一些特殊的標記，此可理解為標點符號的前身。

　　漢朝的時候，就有人采用“離經”的方法，把文字之間斷開。

　　離經，即在兩句之間隔開一兩字來寫，或者用豎線、短橫線等標示句子的完結，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

　　西漢戴圣編纂的《禮記》說“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立經辨志”，而鄭玄注曰：“離經，斷句絕也”。

　　當時人們讀書，常在句旁劃“し”，作為一種助讀標記符號，這便是標點符號的萌芽。

　　東漢時，句讀的符號有“↓”和“、”兩種。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解釋“↓”為“鉤識也，居月切”，“、”則為“有所絕止，而識之也，主庾切”。

　　就是說，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來標記，文中有可以句讀的地方，就用“、”來標示，大略相當于今天的句號和逗號。

　　如果考慮到已經有了離經，其實“、”已經可以看做和現(xiàn)代書寫非常近似了。

　　到了宋朝，鉤號變成了圓圈，標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們采用圈點來標讀文字。

　　其實“○”這個標記，在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已經比較常見，甚至每章都能見到，只不過后世人大多不懂起含義。

　　朱熹在著《四書章句集注》時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

　　這稱為句讀，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個“、”，其作用類似現(xiàn)在的逗號，在全句意思已完之處畫一個“。”，作用同現(xiàn)在的句號。

　　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段落號，用“∨”或“∧”表示，畫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現(xiàn)了“。。。。。。”“……”這樣的密圈、密點加在字的右旁，強調句子的精彩部分。

　　這一用法，直到上個世紀20年代還在沿用。

　　到了明朝，隨著刊本小說的出現(xiàn)，又多了兩個專用號，即一個是在人名旁邊畫單直線“│”，一個是地名旁邊加兩直線“‖”。

　　而萬歷皇帝面前的書，自然就有上述標記，這也是為了讓小皇帝在后宮看書時避免出錯。

　　“漢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入侵，漢軍集結應戰(zhàn)，周亞夫率軍屯兵細柳，漢文帝前往慰問，不料軍營的門都尉不開營門.......漢文帝非但沒有因此怪罪周亞夫，還稱贊周亞夫是“真將軍”。”

　　古文原本講完，魏廣德又用白話把故事簡述一遍，這有利于朱翊鈞明白故事全貌。

　　按照張居正原意，編入這一段，一是讓小皇帝對兵事有個初步了解，還有就是讓小皇帝懂的深明大義和知人善任，明白制度信仰的價值。

　　這對于大明朝的文官來說，還是很重要的，畢竟皇權至上的年代，文官行使的就是皇帝授予的皇權，沒有皇帝的信任，文官離致仕也就不遠了。

　　“周亞夫能夠嚴格遵守軍紀，即使是面對皇帝也不例外，這體現(xiàn)了紀律和規(guī)矩對于維護軍隊秩序和確保任務完成的重要性......

　　漢文帝通過這一事件認識到了周亞夫的才能和忠誠，這表明領導者應該善于發(fā)現(xiàn)和任用有才能的人，即使這意味著要面對一些挑戰(zhàn)。

　　同時，這也提醒上位者在與下屬交流時，應尊重和理解下屬的工作方式和規(guī)則，以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

　　周亞夫的行為，也體現(xiàn)了他對朝廷和皇帝的忠誠，上位者應該鼓勵屬下培養(yǎng)這種忠誠和責任感......”

　　進一步的解釋后，讓小皇帝能夠明白這個故事背后隱含的深意。

　　如果不是由將官口中說出，光是靠小皇帝自己琢磨，怕是在等幾年也未必能夠想到。

　　而現(xiàn)在通過經筵，小皇帝很容易就能通過故事體會到其中道理，這也就是“傳道授業(yè)解惑”的本意。

　　等課業(yè)講完，魏廣德讓小皇帝回去寫一篇感受，再把《勞軍細柳營》抄三遍，這就是今天的作業(yè)。

　　講罷，魏廣德端起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口干舌燥的感覺頓時大減。

　　“老師，朕記得周亞夫結局好似不怎么好？”

　　接下來閑聊的時間，小皇帝開口說道。

　　魏廣德點點頭，這個沒什么好說的，周亞夫因被懷疑謀反，最終絕食而死。

　　“那陛下認為，若你是景帝，會如何對待他？”

　　魏廣德面露笑容，很平淡的問道。

　　“囚禁在府中，保留體面，畢竟‘七國之亂’時，他確實立了大功勞。”

　　小皇帝思考以后說道。

　　“陛下認為周亞夫有罪？”

　　魏廣德笑問道。

　　“雖然朕也認為，周亞夫置辦甲胄或許真的是殉葬所用，但那又如何，朝廷有明文，禁止私藏甲胄。

　　他身為宰相，當然知道此為律法，卻依然在府中收藏，自然有罪。”

　　小皇帝朱翊鈞一臉嚴肅說道。

　　魏廣德盯著朱翊鈞半晌，讓小皇帝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不過更多或許是覺得自己是不是說錯話了的時候，魏廣德才哈哈大笑起來。

　　“陛下說的確實沒錯，周亞夫私藏甲胄一事兒，按律確實有罪，即便他辯稱是其子在操辦，他并不知情。”

　　實際上在古代，甲胄一直都是被視為戰(zhàn)略級裝備，私人家中是絕對不允許收藏的。

　　即便是大明的軍戶，家中也只能保存祖先留下來的甲胄，也就是鴛鴦戰(zhàn)襖或者曾經使用過的鎧甲作為紀念。

　　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武將家族能保留下來的鎧甲也不會很多，不夠區(qū)區(qū)數(shù)套而已。

　　這對于大明來說，當然不算什么，畢竟大明軍卒的披甲率是歷史最高。

　　是的，大明即便是最差的衛(wèi)所，披甲率也接近五成，而精銳邊軍的披甲率能夠高達八成以上。

　　不要認為大明軍卒大量使用棉甲，只有軍將才使用鐵甲，是不是棉甲防御力不好，其實棉甲的防御力相當優(yōu)秀。

　　當然，這是指保質保量那種，偷工減料的不算。

　　十多年后的援朝戰(zhàn)爭中，數(shù)萬明軍就能擊退數(shù)十萬倭寇，其中可不僅僅是明軍火器優(yōu)良，而正是明軍邊軍精銳的高披甲率，讓明軍能夠以一敵百。

　　事實上，當時中日戰(zhàn)爭中，明軍以火炮占優(yōu)，而日軍則是鐵炮有數(shù)量優(yōu)勢。

　　但是，日軍在“戰(zhàn)國”所仰仗的鐵炮，在面對明軍披甲士兵后威力大打折扣，用日本的話來說，就是“彈矢不能破”，甚至有記載，“箭也立不起來，刀也切不動”。

　　不僅是日本刀捅不進明軍盔甲，威力更大的竹槍也捅不進去，這可不是后世的段子手編造出來的，日本一些私人筆記中就有此記載。

　　當然，日本官方史料大家看看就好了，如“《太閣記》第15卷、《立花戰(zhàn)功錄》、《加藤家記》、《久國雜話》：碧蹄大捷，擊敗明軍百萬，斬首3萬8千余”

　　好吧，指這一戰(zhàn)就把明軍援朝全部給殺光了。

　　實際上，萬歷援朝戰(zhàn)爭打了兩次，第一次大明出兵四萬，第二次出兵近十萬，共計十四萬人上下。

　　日本第一次出兵十五萬，第二次增兵至三十萬，豐臣秀吉投入了十萬預備軍和六萬衛(wèi)隊。

　　至于最出名的“碧蹄館”一戰(zhàn)，大明參戰(zhàn)兵力五千余人，遭到三萬到四萬日軍圍攻，戰(zhàn)后明軍傷亡兩千余，其中當場陣亡二百多人，日軍傷亡五千余，陣亡不詳。

　　而這一戰(zhàn)最明顯的就是，日軍武器對明軍殺傷力有限，明軍可以正面沖擊人數(shù)占優(yōu)的日軍而勝。

　　可見，甲胄在古代戰(zhàn)場上的價值，那是非常大的。

　　周亞夫因為甲胄被治罪，其實不算冤，即便他有自己的解釋。

　　不過接下來他們的聊天，魏廣德就開始夾帶私貨。

　　“古人云：“天下雖安，忘戰(zhàn)必危。”

　　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官受制于文吏，不啻奴隸。

　　夫平日既不能養(yǎng)其鋒銳之氣，臨敵何以責其有折沖之勇？

　　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備，將官忠勇可用者，須稍假權柄，使之得以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

　　魏廣德侃侃而談道：“今士大夫有識者皆曰：‘祖宗用刀尖上掙來的天下，今日被筆尖兒上壞了。且文武并用，乃長久之術。’

　　也就是俗語說的‘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提戈定太平。’”

　　聽到魏廣德這么說，小皇帝依舊是一臉嚴肅的點點頭，好似是聽懂了一樣。

　　“老師，這是不是說要善于發(fā)現(xiàn)那些有本事的武將？”

　　片刻后，小皇帝開口問道，“就如同你把還是游擊將軍的馬芳舉薦上來，后來又看中俞大猷，還有戚繼光，現(xiàn)在又嘗試使用李成梁。”

　　聞言，魏廣德點點頭笑道：“馬芳是從一介小兵通過戰(zhàn)功逐步升遷上來，本身就證明其能力，只是不確定上限是哪里，所以可以嘗試使用。

　　俞大猷則不同，以百戶身份立功獲遷成為總兵，戚繼光也在剿倭戰(zhàn)場上履立奇功，李成梁也是類似。

　　不同的是，俞、戚二人在南北都有實戰(zhàn)功勛傍身，證明自己的能力，而李成梁只有遼東一地功勞，所以此次去西南，也是對他能力的一種考驗。

　　而我要告訴陛下的就是，要從兵部文書里發(fā)現(xiàn)可用將才，并嘗試使用，給他們表現(xiàn)機會。

　　一旦確認可用，陛下可就要把人護好了。

　　畢竟，朝廷無論何時都必須有可領兵出戰(zhàn)的將領，才能保證長治久安，單靠文官是不行的。”

　　其實明朝并不是沒有武將，即便是崇禎年間也是將星璀璨，只是沒有得到重視，先后凋零，到最后淪落到亡國的命運，讓漢人接受異族三百年奴役。

　　萬歷皇帝當然明白魏廣德提醒的意思，“把人護好”，可不就是針對文官嗎？

　　不過他還是有些不明白，等魏廣德回內閣后，他才問左右道：“魏師傅之意，蓋謂為治固當用文，也要用武?”

　　“先生也是文官，卻不護短，欲為朝廷保護武將，修整武備，真可謂公忠報國者矣。”

　　今日當值陳矩當即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