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那此事就交給俞大猷全權操辦吧，按東番島舊例執(zhí)行。”

　　陳太后在充分聽取了三位閣臣和兵部尚書譚綸的意見后，一錘定音道，“就是皇帝接見那個蘇祿國國王的時候，三位愛卿可要陪著，免得失了我大明皇室體面。”

　　現(xiàn)在小皇帝畢竟還未成年，太后擔心的就是小皇帝有些被人看輕。

　　要知道，萬歷皇帝朱翊鈞現(xiàn)在可不僅僅是年幼，他的腿疾經(jīng)過這些年御醫(yī)的診治，基本已經(jīng)宣布治療無望了。

　　也就是說，萬歷皇帝接見外臣，若是坐在龍椅上自然沒什么，可一走動起來就會被人發(fā)現(xiàn)，他走路是一瘸一拐的。

　　雖然中國歷代王朝大多不會明文規(guī)定開科取士不僅要考生文采斐然，還要相貌出眾，但實際上也是有這方面要求的。

　　這唯一例外的，自然就是強盛的大唐了。

　　唐朝參加科舉考試，顏值不高或者長相怪異，很可能會因此名落孫山。

　　據(jù)唐朝的《新唐書》“選舉志”記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yōu)長。”。

　　即：一是身材要挺拔豐偉，長相俊美；二是語言表達能力強、能言善辯；三是書法要工整、漂亮；三是文章的文理和才學。

　　在這四條考核標準里，容貌長相壓倒了能言善辯、書法以及文章才學等條件，排在了前面，可見顏值對考試選拔的重要性。

　　唐朝的詩人羅隱就因長相不如人意而屢試不第，史稱“十試不第”。

　　同朝代的詩人、詞人溫庭筠也因為長相問題，多次考進士均落榜，一生郁郁不得志。

　　還有就是一甲第三名的探花，其實一甲三名的狀元、榜眼和探花稱號是南宋才開始出現(xiàn)的，而在此以前，唐朝就已經(jīng)有了“探花郎”。

　　只不過那時候的探花并不是考試名次的代名詞，而是一種殊榮。

　　自從唐代以后，每一榜進士都有探花使，也稱探花郎。

　　探花使由年輕俊美的進士擔任，負責在瓊林宴上選出，到各名園采摘鮮花，并且賦詩迎接狀元，因此得名探花。

　　當時的探花郎不是一甲第三名，只是年輕、英俊的美少年。

　　傳統(tǒng)承襲到宋朝，宋太祖也規(guī)定，進士中選年少貌美者為探花使，在瓊林宴上采花獻給狀元，因此得名探花。

　　直到南宋時期，一甲第三名才被稱為探花，民間也稱之為探花郎。

　　據(jù)說，那時候的探花郎依要然在名園采花，在瓊林宴上賦詩，敬獻給狀元。

　　當然，這樣的傳統(tǒng)在明朝就沒有了，所以知道探花有此責任的還真不多。

　　由此可見，其實中國自古也算是外貌協(xié)會的創(chuàng)始會員國，雖然這些只是要求臣子，但皇帝多少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萬歷皇帝后來學嘉靖，幾十年不出宮露面，多少也和他的腿疾不無關系。

　　大家知道皇帝有腿疾是一回事兒，可親眼看到就是另一回事兒。

　　聽聞太后的話，四人都是齊齊頷首。

　　就在眾人準備請辭，退出慈慶宮回前面的時候，張居正忽然若有所思開口道：“另外還有一件事兒，是昨日戶部王尚書說起的。”

　　“還有何事？”

　　陳太后聽后當即問道。

　　戶部是朝廷的錢袋子，錢袋子有事兒都不是小事兒。

　　朝廷和宮廷的運轉，都離不開錢財支應。

　　“之前南海水師籌劃東番島，將東南沿海賦稅全部留下。

　　之后因為西南事，朝廷又下文將云南賦稅全部留下以備萬全，如今戶部雖還有余銀，但算算迦運河開鑿，還有其他工程支應，北方邊軍的軍餉賞賜，今年怕是又要入不敷出。

　　去歲結余那點銀子，貌似是根本不夠的。”

　　張居正開口說起戶部對今年財政預算進行核算后的結果，已經(jīng)預計到今年又會出現(xiàn)虧空。

　　王國光可是知道張居正最在乎的其實就是戶部，戶部有盈余才好，出現(xiàn)虧空肯定就要想辦法彌補。

　　現(xiàn)在的大明朝廷可不像嘉靖朝，還有老庫的銀子可以支撐。

　　現(xiàn)在的銀子一旦虧空，就預示著有地方?jīng)]銀子支應，可是會出問題的。

　　張居正的考成法推行，本質就是為此。

　　若是推行考成法的前提下，朝廷依舊虧空，張居正的面子可就不好看，而且勢必讓更多人反對繼續(xù)施行考成法。

　　所以得出結論后，王國光不敢怠慢，連夜就把預算結果通知了張居正。

　　而此時慈慶宮里，掌握大明權利的所有人都在，張居正也趁勢就把此時拿出來說說。

　　當然，虧空的理由貌似也是推給兵部，畢竟大頭都是兵部那邊賬上的。

　　魏廣德的責任，貌似也不小。

　　原本歷史上，萬歷初期那幾年，大明對外都是執(zhí)行防守反擊的政策，不管是對遼東還是西南，仗打得都很克制。

　　其實本質，就是張居正不想花錢的緣故，要做戶部漂亮的賬面數(shù)字，讓人看到他推行考成法的成效顯著。

　　不過這一世，穿過來一個幾百年后的靈魂，在他的影響下，大明朝廷對外國策明顯改變，有些事兒也不是他這個首輔可以說了算的。

　　“戶部計算虧空會有多少？”

　　陳太后開口詢問道。

　　“若西南無事，虧空在百萬兩銀子左右，主要是東番島和南海水師的投入。

　　原本計劃為登萊水師籌措二十萬兩銀子造船，工部出十萬兩，戶部出十萬兩的計劃，怕是也難完成。”

　　張居正拱手說道。

　　“魏閣老，對此你有何看法？”

　　張居正已經(jīng)把戶部的困難拋出來，接下來就是想應對的法子。

　　自然，魏廣德就是首當其沖。

　　畢竟朝廷今年的虧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造成的。

　　魏廣德剛才聽到張居正述說時，心中其實就已經(jīng)在想辦法。

　　要彌補虧空，左右不過就是開源節(jié)流罷了。

　　不過朝廷的銀子，進出有數(shù)，就那么些進項，節(jié)流肯定沒辦法，就只能想辦法開源。

　　可一旦開源，免不了被朝中老學究和一些心懷叵測的人攻擊為與民爭利。

　　魏廣德略微思索，最終還是只能拿出那一招，先把此事應付過去再說。

　　其實，大明朝現(xiàn)在經(jīng)濟可謂高度發(fā)展，就月港開港以來，江南工商業(yè)一片繁榮。

　　只不過明朝創(chuàng)始人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稅制有問題，導致民間經(jīng)濟繁榮，但是朝廷稅收的增加卻非常少。

　　加之地方上官吏也上下其手，玩所謂的穩(wěn)定，把增收的稅收也做賬給平了。

　　當然，稅還是收了的，只是沒上繳到國庫罷了。

　　戶部增加不了稅收，也在情理之中。

　　比如織機，現(xiàn)在每年大量只怕生產(chǎn)出來，通過月港流向海外。

　　江南的織坊都選擇增加織機的數(shù)量，朱元璋定下的規(guī)矩，可是按織機數(shù)量收稅。

　　不管織坊一年產(chǎn)出多少布匹，一臺織機一年要交多少匹布是硬性規(guī)定，朝廷多少都應該見到成果才是。

　　另外，像瓷窯也是如此。

　　但實際上，朝廷這時候還真就沒見到這筆增加的稅收。

　　魏廣德知道，張居正其實也明白，只是不好插手。

　　最起碼，在那些人沒有犯錯誤前，他們不好直接針對。

　　官員腐敗，上面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歷朝歷代都是如此，只有官員出了紕漏，才會進行處理，而不會主動去清理。

　　商稅這個就是大明朝最大的坑，魏廣德謹慎的性子自然不會去觸碰，還是交給后來人去做吧，或許他們更有智慧破解這個難題。

　　來自后世，魏廣德自然也學會了一些推卸責任的法子。

　　至于擺在眼前的難題，他也不是沒有籌劃過，其實很早以前他就已經(jīng)有了想法。

　　只不過，其中多少也牽扯到他自身利益，所以一直拖著，反正也沒到那一步，能夠少損失點就少損失點。

　　此時陳太后和李太后都看向他，張居正、呂調陽和譚綸也都看著他，都在等待他給出答案。

　　魏廣德上前一步，向上面的太后和皇帝拱拱手，這才說道：“其實，這些年江南工商業(yè)恢復的很好，已經(jīng)不復當年倭寇橫行時亂像。”

　　聽到魏廣德開篇這段話，兩宮太后和小皇帝還好，可是張居正、了呂調陽和譚綸都齊齊色變。

　　明朝政治家不可謂少，可始終沒人敢動商稅的念頭，唯一敢出手的，也就是那位號稱“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

　　但是他最終結局，不能說與此完全無關。

　　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老話，是真的沒錯。

　　要說張居正完全不懂經(jīng)濟，那是不可能的。

　　不過他知道其中牽扯太廣，不僅有勛貴身處其中，還有地方士紳豪族，他們緊密的聯(lián)系在一起。

　　魏廣德本身，也是其中受益人。

　　要不他為什么這么熱衷于做生意，其實只要有資源，做生意肯定比買地收租強許多。

　　“自月港開埠以來，這些年貿易額每年都有增加，現(xiàn)在市舶收入已經(jīng)接近二十萬兩銀子。

　　不過，這和我當年做出的預測依舊天差地別，張首輔應該還有印象才對。”

　　魏廣德這時候看向張居正說道。

　　張居正當然知道魏廣德這話里的意思，當初他可是夸下海口，開海做的好，一年讓朝廷凈賺百萬兩銀子不在話下。

　　而眼下，只要不是動商稅就好。

　　如果是針對月港加稅的話，貌似可以。

　　畢竟，只是局限于一地，地方上阻力會小很多。

　　此時，張居正已經(jīng)松了一口氣。

　　其實若非必須，他也不想失去魏廣德這個支持他的好盟友。

　　“據(jù)我所知，去年月港出海貨物，已經(jīng)接近六百萬兩銀子，今年只怕會更高。

　　算起來，市舶的收入，今年怕是會超過二十萬兩銀子。

　　但是在我看來，這依然不夠。

　　夷人既然不遠萬里來我大明從事貿易，說明這些貨物的價值依舊巨大，可以為他們的帶來不可計數(shù)的財富。

　　如此利潤，只是收點市舶，顯然不夠。”

　　魏廣德說到這里，呂調陽已經(jīng)急不可耐的問道：“魏閣老的意思，難道是加收月港市舶？”

　　魏廣德聽了呂調陽的話，輕笑搖頭道：“市舶是有定制的，雖然收的是夷人的錢，可真要多了，他們全部承擔，怕是會引起他們的不滿。

　　雖然他們不滿也無所謂，不過傳出去終歸不好，說我大明如何貪婪妄意。

　　我的意思是，在月港建立牙行制度，所有進出月港的貨物，入場登記就加收三成賦稅。”

　　“三成？”

　　張居正一聽就嚇了一跳，先前魏廣德可是說了，月港一年貿易額在六百萬兩上下，三成可不就是百八十萬兩銀子。

　　加上原有的市舶收入，月港的收入可就破兩百萬兩銀子了。

　　“會不會太高。”

　　張居正開口說道，他不說什么與民爭利的屁話，因為月港的東西都是外貿的，賣給外國人，和大明百姓無關。

　　他至少擔心稅賦太高，把商人們都嚇跑了。

　　殺雞取卵的事兒，可是干不得。

　　他寧愿少收點，每年增加幾十萬兩銀子也是好的，也比雞飛蛋打了強。

　　“三成關稅，估計商人們一開始會想著讓夷人承擔，短時間內應該會對貿易有影響。

　　但是在我想來，這筆關稅最好是商人和夷人共擔最好不過。

　　而且我大明的商品別無分號，其他幾處市舶只要嚴管，凡是通過市舶司外銷商品都要征收三成關稅，也就不怕他們從別處繞過去了。”

　　魏廣德還真不怕夷人不來，只要想要大明商品，除了月港，也就是廣州等幾個市舶司。

　　只要嚴管，那就是獨家生意，想不賺錢都難。

　　其實加征三成關稅也不算多，比起運到歐洲不知道翻多少倍的利潤，不過小巫見大巫。

　　“這也是為什么呂宋不直接驅逐西班牙人的原因，我們還需要他們的商人來大明貿易。”

　　魏廣德最后說道。

　　其實，在月港加稅只是他增收商稅計劃的一部分，今天不過是先拋出來，試試朝廷和民間的反應。

　　在魏廣德的計劃中，利用明朝已經(jīng)建立的“官牙制度”，在商品流通過程中收稅，才是比較穩(wěn)妥的一個法子。

　　朱元璋既然定下商稅的祖制，要改難度有點大，那就變通一下。

　　商品生產(chǎn)階段我不收稅，但是生產(chǎn)的目的是為了流通，我在流通環(huán)節(jié)收稅，貌似是一樣的。